「一部被保存卻從未被觀看的電影，最好的情況下是機構成就；最糟的情況下，則是一座冷漠機構的紀念碑。」
這句話出自 Ankit Vaishnav 與 Mahesh Kumar Meena 在 GAVA Conference 講說 From Vault to Screen: Film Heritage, Digitization, and Accessibility at NFAI。
印度擁有二十二種官方語言、數百種方言，以及眾多區域性的電影工業，每年製作超過兩千部電影。雖然寶萊塢（Bollywood）最廣為人知，但它其實只是印度龐大電影版圖中的一部分。然而，與驚人的電影產量相比，電影保存的觀念與制度卻未能同步發展。
印度電影自 1920 年代開始發展，但直到 1964 年、印度脫離英國殖民統治後，才成立國家電影典藏機構（National Film Archive of India, NFAI）。創立初期，典藏工作長期面臨經費不足、保存意識薄弱，以及以商業利益為導向的環境。缺乏政府支持、上游電影產業對保存工作的忽視，再加上熱帶氣候不利於膠卷保存，使大量印度電影永久流失。
即便如此，在有限的資源與龐大的歷史損失之下，NFAI 仍完成了相當可觀的保存工作。然而，相較於保存成果，其館藏的公共近用（public access）仍顯得零散且受限。
為了理解數位時代印度電影文化遺產的近用現況，以及阻礙近用的因素，兩位講者訪談了 NFAI 的典藏人員、修復師與電影工作者，同時分析印度各邦的數位化政策、OTT 平台，以及獨立典藏機構的運作模式。
研究指出，實體近用受到嚴格的館藏管理制度、基礎設施不足，以及「保存優先」思維所限制；而數位近用則面臨著作權法規、後設資料（metadata）品質不足、英文為主的目錄系統所造成的低能見度，以及訂閱費用與地區網路資源不均等問題。
這些挑戰也反映在印度當前的數位近用環境中。
目前，NFAI 館藏中的部分數位化作品可以在 Netflix、Amazon Prime、ZEE5、SonyLIV、Eros Now 等串流平台觀看，但這些平台仍主要以具有商業價值的作品為主。
另一項值得注意的計畫，是 Google Arts & Culture 上的線上展覽 Hindi Cinema。 這是由包括 NFAI 在內的六個印度文化機構共同策劃，透過線上展覽介紹印度電影史中的重要人物與關鍵發展階段。
整體而言，雖然可以看見 NFAI 持續努力提升公眾近用，但目前關於館藏的資訊仍相當零碎，也高度受到商業平台邏輯所影響。
相較於大型企業主導的數位平台，一些獨立與社群型典藏計畫則試圖填補制度上的缺口，例如 Indiancine.ma 與 Pad.ma 兩個數位平台。
兩者皆由 Pad.ma 團隊發起，但定位並不相同：Indiancine.ma 是一座提供電影逐場景註解的印度電影線上資料庫；Pad.ma 則是一座以大量文字詮釋為特色的影音典藏平台，收藏主要是影像素材（footage），而非完成版電影。
「近用是一種選擇，而不是技術限制。透過更好的政策、平台與實踐，NFAI 可以成為一座真正活著、屬於所有人的文化遺產。」
演講尾聲，講者提出四項改善建議：
- 在著作權法中建立孤兒作品（orphan works）制度。
- 建立具分級權限（tiered access）的公共近用平台。
- 推動多語言後設資料，而非僅以英文為主。
- 從封閉的典藏管理模式，轉向更具參與性的典藏。
身為一位有幸出國學習、卻在自己的家鄉缺乏制度影響力的人，筆者對這場演講有很深的共鳴。同時，筆者也不斷思考：如何把自己在海外看見的實踐經驗，分享並帶回自己的社群？
在我目前接觸過的案例中，加拿大或許是我所見最具公共近用精神的典範之一。無論是否為加拿大公民，任何人都可以透過加拿大國家電影局（National Film Board, NFB）的線上平台免費觀看大量影片，從數位修復作品到當代電影皆包含其中。NFB Archives 也提供線上典藏目錄，並附有公開館藏描述及無聲預覽影片，讓研究者或一般觀眾都能初步了解館藏內容。
考量加拿大幅員遼闊，各省也建立了自己的檔案協會，例如安大略省檔案協會（Archives Association of Ontario），作為串連地方典藏機構的重要入口。透過這些平台，使用者可以搜尋各地的檔案館、圖書館、美術館、大學與博物館的館藏。
許多機構皆採用開源的 Access to Memory（AtoM） 系統建置線上目錄，公開完整的檔案描述，使使用者能快速掌握各館收藏內容；若需要更細緻的項目資訊，也可以向各機構申請 finding aid（檔案指南）或其他研究工具。
提出另一種可能的做法，並不是為了否定別人的方式，而是希望邀請更多人一起重新思考：我們是否還有不同的典藏想像？
究竟，是什麼樣的制度與基礎建設，支撐了加拿大如此開放的公共近用？而我們又能如何將這些經驗轉化、調整，建立適合自己文化脈絡的模式？
「數位近用並不會自動帶來平等；既有的社會不平等，往往也會在數位系統中被重新複製。」
在演講接近尾聲時，講者們將討論範圍從「數位近用」擴展至「民主近用」。他們針對網路不平等問題，以及印度館藏編目以英語為主的現況提出觀察，並指出即使能透過數位方式近用館藏，結構性不平等仍持續存在。將現行典藏制度的近用問題稱為「問題」，並非對任何機構的批評，而是希望提醒我們：在思考典藏政策時，是否也能將那些不容易被看見的人，以及他們的需求，一同納入考量。
身為一個在台灣北部長大的人，我很清楚能夠接觸到首都豐富的教育資源，是一件多麼幸運的事情。我也深知，電影研究相關的知識與資源，長期集中在首都，往往也只屬於特定社會階層。建立數位近用基礎設施，或許無法立即消弭社會中的各種不平等；但至少，它代表了一種去中心化（decentralization）的思維——讓知識與文化資源不再只集中於少數人手中，也讓電影研究與影音文化，有機會走向更多城市、更多社群，以及更多原本無法參與的人。
講者介紹：
Ankit Vaishnav 是一位動態影像檔案保存領域的研究人員，專注於數位保存、文化記憶及印度電影遺產。他將學術研究與實務媒體經驗相結合，發表的論文主題涵蓋從電影修復到迷因文化等領域。其研究工作架起了南亞電影媒體史、數位轉型與永續檔案保存之間的橋樑。
Mahesh Kumar Meena 是一位學術研究員，其博士論文探討印地語電影中的視覺特效，研究範疇涵蓋電影研究、數位電影及視覺文化。憑藉在電影產業及檔案保存專案的實務經驗，其研究深入探討媒體技術、數位敘事，以及數位媒體對當代印度社會的影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