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年全球影音典藏會議的一些記憶
「讓我以我所生活的地方——東南亞／太平洋地區——為例。這裡居住著五億人口，約占全球人口的十二分之一。那麼，這裡是否也擁有——或者說，是否應該擁有——全球十二分之一受到保存的動態影像文化遺產？若放在世界的脈絡中，它又位於什麼位置？」
——Ray Edmondson，〈Archiving Outside of the Frame〉（2000）
如果說二十多年前，Ray Edmondson 提出了這個問題，那麼今年的 Global Audiovisual Archiving (GAVA) Conference，則像是一場持續回應這個提問的對話。
來自不同國家的學者、藝術家、歷史研究者與典藏工作者齊聚一堂，共同思考如何重新理解影音典藏：不再以歐美作為知識生產的中心，而是從區域自身的經驗出發，重新觀看這片土地上的影音文化遺產，以及它們如何被保存、被記憶。
菲律賓學者 Bliss Cua Lim 曾說過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話：
“Poor archiving must be defended rather than patronized.”
「『貧乏典藏』（poor archiving）值得被捍衛，而非被屈尊俯就。」
作為本屆會議的開場講者，Lisabona Rahman 便以此作為切入點，談及許多歐洲與北美之外的典藏工作所共同面對的現實：資源有限、數位化技術取得困難、缺乏受過專業訓練的人力。
然而，她真正想追問的，並不是這些限制本身，而是另一個更深層的問題。
當全球影音典藏的重要討論大多發生在歐洲與北美——那些早已擁有完善基礎設施的地方——我們是否也應該反過來思考：那些基礎設施究竟是如何形成的？又為何能夠持續存在？
這樣的思考，也延續到了之後的座談 〈Bridging Archives and Academia: The State of Affairs of Collaboration in Audiovisual Heritage〉。
其中，Rahman 提出的幾個問題，加深了本次研討會的關心議題。
- 我們能從那些「不符合標準」的典藏實踐中學到什麼？
「Poor archiving」提醒我們重新思考：今天視為理所當然的技術標準（standards）與最佳實務（recommended practices），究竟從何而來？
Rahman 指出，任何一套典藏標準，都不是中立的技術選擇，而是其所屬社會、制度、基礎建設與政治脈絡共同形塑的結果。
同樣地，那些由社群自行發展出的典藏方式，也反映了另一種社會現實。它們展現的是，在制度缺席、資源不足的情況下，人們如何透過彼此照顧與合作，建立保存文化記憶的方法。
那麼，我們是否能夠真正承認，這些實踐本身，也是知識，也是方法？
- 我們如何讓知識生產形成真正的循環？
如果典藏機構與學術界真的希望推動知識多元化，那麼，我們是否還要繼續把歐美以外的實踐，視為理論之外的「案例」？
又或者，我們是否能夠開始承認：這些地方本身，就是理論生成的起點。
這意味著，實踐者不只是研究對象，而是知識的共同生產者；而研究所產生的成果，也應該回到原本的社群，繼續滋養它們，而不是停留在狹隘的學術體系之中。
Rahman 在這裡引用了 Aotearoa（紐西蘭）學者 Linda Tuhiwai Smith 的研究。Smith 主張，被研究者不只是研究的客體，而應該參與知識形成的整個過程，因為他們的知識本身，就具有同等的正當性。
- 我們能從像曼谷這樣高溫、高濕環境中的典藏機構學到什麼？
- 當大量關於這個區域的典藏研究，仍然主要由區域外學者完成時，我們又該如何支持更多研究及專業訓練，在這個區域內部發生？
圍繞著典藏標準與知識形成的討論，這場演講巧妙地將權力關係與資源不均所帶來的掙扎，納入影音典藏的核心議題之中，同時也挑戰了我們所依循的知識基礎，以及支撐這些知識得以成立的制度結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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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
第三屆 Global Audiovisual Archiving (GAVA) Conference，2026 年 6 月 15 日，泰國電影資料館（Thai Film Archive）。